第64章 能文能武沈校长（1/2）

1982年下半年，我在农场中学的教学生活可谓平淡无奇，波澜不惊。这段时间我把精力全都扑到对教学教改问题的潜心钻研上，并使自己的语文教学业务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明显提升：

其一，拜师学艺，形成独具一格的“情境教学特色”。

说实话，我天生就是个做语文老师的“坯子”。只是先前在小学工作，没有得到在中学展示自我的“表演舞台”。现如今，排练出一幕“好剧”不可或缺的“优秀导演、最佳主演、出色群演”三大要素均已具备，故我便把提升和优化每一节语文课的“情境教学”做为探索“语文教法研究”的首个攻关课题。

所谓“课堂情境教学法”意即把每篇语文教材里的课文都当作一部优秀“独幕剧”的角本；把学生当做参演的群众演员；把施教者当成主演，然后通过台上台下主客体间默契的语言互动进而把受教育者带入课文情境之中的一种直观教学方式就叫做“情境教学法”。

首先，探索“情境教学”的实践过程是学习“自导自演”的过程。初到中学语文教研组，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位甘做“小学生”的位置上，集各位语文老师所长补己之短。

苏沐老师是语文组长兼初三把关语文任课教师，我只要一有空儿就去听上一节课，他的优点是对“字词句”的教学“砸得特实”；姜喜民老师的优点是对课文的“阅读分析”教学总能讲得“十分到位；孙忠义老师的优点是课堂教学“绘声绘色”；吴丽祎老师别看年纪尚轻，但课堂上的“角色转换教学尤为突出”。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课堂教学都有“闪光点”。通过借鉴、旁观、窃学，使自己终把各家所长集于一身。

其次，实践“情境教学”过程是“锤炼课堂教学艺术”的过程。我热爱课堂语文教学，不仅因为在语文课的教学中能使师生的情感得到陶冶，还在于教授语文课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一节优秀的语文课既能让学生学到该学的东西，也能使学生在教学互动中得到品行和人格的修养。这也正应了“什么种子结什么瓜”和“啥样的先生教出啥样的娃”的说法。由此可见，师者对于学生的影响永远都是具有特殊“表率”意义的。

再次，提倡“课堂情境教学”是创新课堂语文教学的一种有效偿试。记得1982年6月我去镇赉县实验小学观摹过一节由该校名师贾老师讲授的《月光曲》公开课，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通过“情境教学法”演绎的一堂语文课。课堂上，贾老师不断变幻着故事里的角色，他忽而是音乐大师贝多芬在指尖上跳着音乐“芭蕾”；忽而又是那位盲女在月光下倾听着贝多芬用琴键为她讲述凄美的爱情故事……，用课文情境把学生思绪带入广阔的想象空间，进而让学生的情感在情境教学中得到全面升华。

正是通过拜师学艺和本人的不懈探索，我在1982年8月到1984年9月两年时间里使自己的“情境教学之路”越走越宽，并取得了让学生普遍认同的教学效果。

其二，兼收并蓄，形成自成一家的“课堂语言风格”。

不论从事文科或理科教学，为师者的课堂教学语言水准都是决定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试问，同是一堂语文课，由不同教师秉承同一模版教案面对同一群学生施教为何会收到不同的质量效果？究其原因，除去教师个体素质差异和教法差异外，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差在施教者的语言功力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位称职的老师首先要过的就是“口语关”，而要做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他（她）必须先要成为“演说家”。这就好比两个单位领导给下属“照本宣科”读一篇讲话稿，口才好的领导能给听者读得掌声此起彼伏；相反口拙的领导却能把听者念得昏昏欲睡。这就是“语言感染力”产生的神奇效果。

在此，我想以二战德国纳粹法西斯党魁希特勒和时任宣传部长戈培尔为例谈谈他们二人演说的“语言魅力”。就其二人的政治主张而言，直到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们都是嗤之以鼻的。但我们不能因反对他们的政治主张而否定此二人无与伦比的“演说天才”。正是他们俩人通过口若悬河，唾沫横飞的演说统一了“雅利安人的意志”，让一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废墟上用短短二十年时间又实现了第二次腾飞。那时，当德国民众只要一听到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说，人们势必群情激奋，就象着了“魔咒”一样对他二人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甘愿为之赴汤蹈火。由此可鉴，语言魅力对于一位教育工作者，尤其是语文教师该是何等的重要。

正因我对“课堂教学语言”形成了上述认知，故结合长达两年的课堂语文教学实践，我认真强化了对自己“课堂教学语言”的研究和训练。基本形成了独具自我特点的“教学语言风格”。就其“自我风格”而言，主要兼具了口语教学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幽默感”。

在培养独具自我教学语言风格上，我主要是“师学苗德森老校长”和“镇赉一中数学老师王晓东”的教学语言风格。前者的“课堂教学语言”彰显的是“知识性”特点；后者“课堂教学语言”则着重体现了“趣味性和幽默感”。说白了，听这二人上课只能越听越来劲，越听越精神，绝不会心生厌倦或哈欠连天。而经过长达两年的教学磨砺，我的课堂教学语言则恰好形成了“既不乏知识性、趣味性，同时又兼具“幽默感”的课堂语言风格，并被学生广泛认同和接纳。

正所谓“潮汐涨落时，人事有代谢”。任何事物都是在固有时空世界矛盾运动着的。“动”是永恒的“因子”；“静”是相对运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这就像唐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写意”一样，人们对过往事物只能以文化标识存贮于记忆的渊薮。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我1982年秋以老师身份再回母校时，却是“江山依旧，物是人非”的又一番景象了。那些曾为我所熟悉的面孔，我只见到了苏沐和田永财等几位老师，其余诸如……邓书德书记、苗德森校长、高杰老师、彭显明老师、金杰老师、李瑛老师、张洪财老师、彭学猛老师、崔凯老师、孙德富老师……等等，均已调离中学，取而代之的是新校长沈恩荣、书记孙万山和跟我一样的多位新生代老师。

此时，孙福波、崔苍松、韩喜军3位老师去白城高师进修已满一年，再过一年也该回来了；同时暑假过后又分来了一位名叫王晓嘉的师范毕业生。这一时期，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记的主要有以下三档子人和事：